太宗篇40 雍熙之治

还有刘旸不事折腾，厉行节俭，坚决坚定地实行休养生息政策，也是重要原因。

最后嘛，或许就得提一嘴税改，不管最终的结果有多少妥协的成分，当中枢与地方达成和解与共识，新制下的税入，就是要高一些。

可以说，在刘旸的统治下，短短数年时间内，大汉帝国已然换了一幅面貌，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“健康”状态，迈向一个物质丰富、文化繁荣、军事强大的盛世。

虽然才开个头，但是朝中已经有不少官员提出“雍熙盛世”的概念，不管是逢迎皇帝也好，还是对刘旸这个皇帝的真心认可服从也罢，总之，进入雍熙五年的大汉帝国，形势一片大好。

这样的背景下，作为皇帝的刘旸，心情自然是不错的。

然而事实，绝非如此，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。以大汉《刑统》为指导，若对开宝、雍熙两朝的“年刑杀率”做一个比较，就会发现，在刘旸时代，官吏百姓犯罪，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。

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，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。

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，世祖皇帝的做法，于小民太过，容易激起民怨，与权贵却太轻，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，还是在海外，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，逍遥着结束刑期，然后继续违法犯罪、作威作福.

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，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，不过，在“调合”一道上，刘旸堪称集大成者。他的改革，并没有废除刑徒营，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，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。

比如，“提高”了服役刑的标准，该杀的，直接依《刑统》斩杀，不用再送到刑徒营“受苦了”。

不过，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正当刘旸与宰相、财政使张齐贤讨论起农务之重，以及在朝中屡起争议的“农官之争”时，一则噩耗传来了，内阁大学士、太傅李昉薨了。

李昉是病死的，年纪大了，有点病痛是很正常的事，从去年秋便染疾，一直在家休养，却没想到，养着养着，给养死了。

对于李昉，刘旸自然是感情深厚，毕竟从他当太子开始，君臣师徒之间的情分便开始了，那是几十年积累的信任。而一直以来，李昉对于刘旸，也突出一个“忠节”，屡次因为太子的事在世祖那里受委屈，但从来是甘之受之，太子迫于形势不敢为其说话而产生愧疚之情事，还是李昉反过来劝慰他.

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，贪污腐败、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，若是过了，不再有刑徒营与诸封国作为缓冲了。很多情况下，死并不是最让人畏惧的，最让人惊惧的，是皇帝学会了世祖皇帝早年的另一招，官员犯罪，会影响到后代子孙的前途：直系亲属，三代之内，不得录用。

种种手段施展下来，天下的权贵官僚们是被刘旸给压制住了，至少明面上不敢再兴风作浪。

于是，大汉帝国的政治清明了，社会环境、治安渐好了，各项生产有序进行，每年的钱粮税收也稳步增长，哪个尤其是过去的雍熙四年，从财政司的统计上来看，其水平已然恢复至开宝十八年前后。

要知道，开宝十八年，那可是世祖皇帝“开宝盛世”的巅峰期。这样的结果，便是刘旸也有些不敢置信，然而，真要深究原因，还能有几个为什么的。

首先就与世祖皇帝打下的雄厚基础分不开关系，其次更刘旸的大力整顿有关系，这一点尤其重要，一个健康稳定的环境，对于大汉百姓经营产出的促进作用实在太大了。